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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提請審議了《中華人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下稱“草案”），將醉駕、飆車，情節惡劣的，定為犯罪。這是立法層面對于此前頻發“醉駕”和飆車案的首次回應，其間，因此事涉及公共安全也引發了社會的廣泛爭議。
業內人士分析，這一立法短期內對白酒等行業影響不大，但會長遠影響人們對酒精飲料的消費模式，進而影響酒類產品結構。
據了解，草案中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或者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處拘役，并處罰金。
立法爭議
對于這樣的判決趨勢以及最終入刑的建議，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
全國律協憲法人權委員會副主任陳有西就是反對者之一。他主張法律人還是冷靜行事、用法律理性去分析判斷一種社會情緒為好，不應成為這種情緒的弄潮兒。
大邦律師事務所主任斯偉江則支持危險駕駛入刑。在他看來，中國確有無酒不歡的文化傳統，但現行法律對沒有引起嚴重后果的醉酒駕車的最重處罰是行政拘留15天，不夠重。
“從目前的執行情況看，無法達到有效遏制醉駕的目的，從交通部，上海、北京的數據看，情況還比較嚴重。”斯偉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更為關鍵的是，當前對于醉酒駕駛的刑法規定只有“交通肇事罪”，而這個罪的起點必須是醉駕造成一人重傷，片面強調后果，不對沒有后果的危險進行規制。
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汪明亮解釋說，醉酒駕車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結果犯，而這個通常是指實施犯罪行為，必須發生一定的結果，始成立該犯罪，也就是說得有嚴重的危害后果，這個罪名才成立。
而現在這一草案中，將醉酒駕駛、飆車列為危險犯，而危險犯是指以對法益發生侵害的危險作為處罰根據的犯罪，并不需要危害結果發生。在汪明亮看來，它嚴格地關注公關安全，這也是社會爭議集中在此的原因。
根據記者查閱的相關材料，發達國家對醉駕的立法規制也是近20年開始的，也是在慘痛的教訓下開始立法的。而且發達國家對醉駕的規制比較細致，但是，對多次醉駕都采用了刑法處罰。
不過，草案中只規定了“拘役”和“罰金”的刑罰。據介紹，拘役是短期剝奪犯罪人自由，就近實行勞動的刑罰方法。通常，拘役由公安機關在就近的拘役所、看守所或者其他監管場所執行，在執行期間，受刑人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兩天，參加勞動的，可以酌量發給報酬。拘役的期限為1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數罪并罰時不得超過1年。
“一旦醉駕入刑，那么威懾作用一定會非常大，只要有個別的案例出現，再經過媒體的傳播，這種效應會很快顯現。”斯偉江認為。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劉憲權教授也比較認可這種立法趨勢，他認為將高危駕車行為列入刑罰處罰的范疇，其實是一種緊扣社會發展需要的立法表現。他認為這一條款最終一定會通過審議，成功晉升為法律。
影響酒類產品結構
事實上，前期的嚴查酒駕已經對上市公司業績造成影響。燕京啤酒(000729.SZ)旗下的惠泉啤酒（600573.SH）就在半年報中稱，上半年主要銷售區域啤酒整體消費量出現萎縮，部分原因就是國家出臺嚴打酒后駕車的政策，深刻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觀念和飲酒習慣。
江蘇省酒類行業協會會長、江蘇蘇糖糖酒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國鎖認為，由于主要消費人群很少自駕，“醉駕入罪”對高端白酒的影響非常有限，而低端白酒主要為家庭消費，酒后駕車的幾率較小，相反中端白酒消費群體自駕比率較高，因而受影響較大。
瀘州老窖董秘曾穎對本報記者表示，由于前期嚴查酒后駕駛等措施的執行使得市場對該措施對白酒行業的不利影響已經有所預期，“醉駕入罪”出臺的消息會很快被市場消化，因此對上市公司和白酒行業影響不大。
國內某知名白酒企業財務總監對本報記者表示，由于白酒銷售和很多因素相關，嚴查酒駕措施的影響很難具體細化。
海通證券食品飲料行業分析師趙勇則認為，“醉駕入罪”意味著查處酒駕更加嚴格和步入長期化，這一舉措中長期將深刻改變酒精類飲料的消費模式，從而逼迫企業改變產品結構和競爭策略，并產生新的商業模式。
趙勇說，白酒消費“少喝酒 、喝好酒”的趨勢將更加明顯，進而加速推動企業推出更多中高端白酒品種，中高端白酒的競爭因此將更加激烈，對低端白酒生產企業則將形成洗牌作用。而葡萄酒消費群體以家庭為主，受到的影響較小。
“危險駕駛罪”正式浮出水面。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增設“危險駕駛罪”，首次將“醉酒駕駛機動車”、“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違法行為納入其中。據悉，此方案有望年底通過。
至此，一條在公眾情緒、媒體激辯與司法精神的爭議之間，蹣跚前行一年半之久的醉駕入刑之路，已然清晰。
轟動全國的“孫偉銘案”可被視為醉駕入刑道路的肇始。2008年12月14日，孫偉銘成都街頭醉酒駕車致4人死亡，1人重傷，醉駕危害引起社會首次大范圍的強烈關注。而之后孫偉銘一審被司法機關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則引發了圍繞“醉駕之過”與“死刑是否符合刑法精神”的廣泛爭議。
爭議未有定論之時，醉駕致人死亡仍不斷發生，南京更是出現了致5死4傷的慘劇。值得反思的是，愈演愈烈的醉駕事件發生在公安部強力推出的整治酒駕的“旋風行動”背景之下。一方面是政府重拳出擊，一方面卻是醉駕事件接連發生，處于這兩者反差之間的社會輿情不斷發酵，對于醉駕入刑的呼聲漸起。
有觀點認為，究其屢發醉駕慘案的原因，一個重要因素是，目前，對于醉駕行為最嚴厲的處罰是吊銷駕駛執照、行政拘留15天，不足以震懾酒后駕車等危險駕車行為的發生�？墒茄芰艿默F實，已經足以證明醉駕、飆車、無證駕駛這種危險行為可能導致的后果會非常嚴重。因此，“醉駕肇始需用重典”的觀點取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
而司法部門面臨的矛盾是，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如何做到既依法辦事，又能消解危險駕駛帶來的現實危險。正是在這種矛盾中，南京的張明寶和成都的孫偉銘因酒駕導致嚴重后果，一審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別被判無期徒刑和死刑。
如此判決結果，雖然滿足了部分民眾的激烈情緒，也有效震懾了司機的違法沖動。然而，是否應該以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來評判，爭議再起。
爭議的一方認為，酒駕者的違法行為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確實要嚴懲，但酒駕者與其他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人相比，主觀惡性顯然小得多。因此，僅以危害后果嚴重，就將兩類不同惡性的犯罪人，處以同樣的重罰乃至極刑，一是不符合刑法的主客觀
相統一原則，二是不符合平衡和公平原則，三是漠視了行為預測可能性的刑法精神。成都孫偉銘從一審的死刑到二審的改判無期徒刑，則是這種爭議的具體體現。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危險駕駛罪”的設立呼之欲出，醉駕入刑之路也步入加速推進階段。今年3月，《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記分分值》要求“只要發現醉駕一次性扣12分”，公眾自然期待法律制度的跟進。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孫偉銘二審辯護律師施杰呼吁設立“危險駕駛罪”。
4月28日，公安部部長孟建柱表示，建議研究在刑法中增設“危險駕駛機動車罪”，將醉酒駕車、在城鎮違法高速駕車競逐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違法行為納入刑法，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最高刑。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立法部門將“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具有共性的規定提取出來，設立獨立的“危險駕駛罪”。這樣定位，既使駕駛員具備了明確的法律認知基礎，還將有利于執法機構合理地評判和懲罰危險駕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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